在黄石百年工运的长河里，有这样一段特殊记忆：它诞生于全国工运从低潮走向复苏的关键节点，在中共港窑湖特支的领导下，以“十人团”的隐蔽形式扎根工人心中；它从一间小小的国民小学教室出发，将数千名工人凝聚成钢铁洪流，实现了大冶厂矿工会的浴火重生。它，就是1925年7月成立的大冶厂矿“十人团”，即大冶厂矿工会。
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大冶钢厂
要读懂大冶厂矿“十人团”的诞生，必先回望1925年全国工运的时代背景。1923年“二七”惨案发生后，封建军阀和买办资产阶级对工人运动进行残酷镇压，全国工运陷入低潮，各地工会纷纷被查封，工人骨干遭到逮捕、开除，工人运动陷入“群龙无首、分散抗争”的艰难困境，大冶工矿区也未能幸免。
就在全国工运陷入至暗时刻，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放弃对工人运动的领导。1924年，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，为工人运动的复苏创造了有利条件；1925年1月，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，明确提出“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”，专门讨论了工人运动的方针策略，号召各地党组织恢复工会组织，领导工人开展合法斗争，为全国工运的复苏指明了方向。
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先后派许建人、许之桢来黄石担任中共港窑湖特支负责人，积极开展恢复工会的斗争。1925年1月，汉冶萍总工会为了帮助大冶厂矿恢复工会，特地从安源派来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同志指导工作。京汉铁路、汉阳钢铁厂、安源路矿、汉冶萍运输所等工会代表也来到黄石，协助工作。中共港窑湖特支召开了原工会负责人、工会会员代表和外地厂矿代表联席会议，决定恢复大冶厂矿工会。
工会恢复的消息传出后，工人们奔走相告，拍手称快。然而，资本家却惊慌失措，坐立不安。于是，大冶厂矿季厚坤为首，联合各厂资本家发电报向军阀肖耀南乞援，要求出兵干涉。他们用暴力强行查封了大冶厂矿工会常务办事处，砸毁、抢走了工会的旗帜、匾额等物品，200余名从事恢复工会活动的积极分子被开除。刚刚恢复的工会又被迫转入地下。
展现五卅斗争场景的青铜浮雕
1925年5月，“五卅”运动在上海爆发，推动了黄石工人阶级的斗争，加快了黄石地区工会组织的建设和工人运动的复兴。筹备组深刻领会中共四大关于工人运动的策略，结合大冶工矿区的实际情况，决定创新组织形式——以“十人团”为基础，建立秘密工会小组。这种“十人一组、层层联动、秘密联络”的模式，既能有效避开特务监视和厂方破坏，保护工人骨干的安全，又能快速联络工人群众，将分散的工人凝聚起来，成为当时特殊环境下工人运动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创新。
在中共的秘密领导和工人骨干的积极筹备下，1925年7月，大冶厂矿原工会委员、各厂矿工人代表，在大冶钢铁厂二门外的国民小学，秘密举行了联席会议。这场会议严格遵循中共四大的工运方针，明确了“团结工人、反抗压迫、争取权益”的核心目标，通过了《告全体会员书》，正式宣布成立“大冶厂矿十人团”（即大冶厂矿工会），选举冷殿卿、仇国升、陈汉祺、肖寅州等一批深受工人信任的中共党员和工人骨干，担任工会领导成员。
1926年成立的大冶总工会所在地、钢铁厂二门外国民子弟小学
“十人团”的成立，是中共领导下大冶工运复苏的重要标志，如同一颗火种，迅速点燃了沉寂已久的冶矿大地。它的常务办事处就设在国民小学，这里既是孩子们读书的学堂，更是中共领导工人运动的“红色堡垒”——每到夜晚，工人骨干就会在这里召集“十人团”成员，学习中共的革命理论和工人运动方针，宣讲“团结起来、反抗压迫”的道理，商讨维护工人权益的方案，将党的主张传递到每一位工人心中。
在中共港窑湖特支的领导下，“十人团”建立了严密的组织架构，下设宣传、组织、纠察、经济等职能股，严格遵循中共四大制定的工运策略，既坚持秘密斗争，又积极开展合法维权，延续了安源工运“团结群众、讲究策略”的优良传统。短短数月，“十人团”的力量迅速壮大，全厂矿四千余名工人中，有两千多人加入了工会，其中大冶钢铁厂七百多名工人里，就有五百多人参与其中，甚至部分工厂职员和厂警矿警，也被党的主张和工人的热情感染，纷纷加入进来。
此时，全国工运在中共的领导下，正迎来全面复苏。“五卅”运动在上海爆发后，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席卷全国。大冶厂矿“十人团”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各地工人、学生、市民团结起来，声援上海工人的斗争的号召，组织工人举行罢工、示威游行，与四川来黄学生并肩作战，开展反日、抵制日货活动，将大冶工运与全国工运紧密结合起来。
1930年，工人秘密聚会处飞云洞
在中共港窑湖特支的领导下，“十人团”组织工人在牧羊湖搭台集会。工人们高举标语，声讨帝国主义的血腥镇压，高呼“打倒帝国主义”“工人团结起来”的口号，置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威胁于度外，用实际行动践行党的主张，让革命浪潮在冶矿大地持续高涨。这场斗争，不仅维护了大冶工人的自身权益，更呼应了全国工运的反帝反封建诉求，成为全国工运复苏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回望这段历史，我们清晰地看到，大冶厂矿“十人团”的成立，从来不是偶然，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工运复苏的必然结果，是中共四大工运方针在地方的生动实践。它从“二七”惨案后的低潮中奋起，在中共的领导下，以创新的组织形式、坚定的斗争意志，让大冶工运重获新生，打破了资本家和军阀的压迫，凝聚了工人阶级的力量。